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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发布时间: 2021-7-24 09:15 阅读量: 39 0
【作者简介】

冯萍,大冶市金湖街道佘家畈村佘家畈湾人,派名冯声道,长兄声本,二兄声立,三兄弟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得名。1932年春出生于佘家畈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大冶师范,与其子冯松涛(现任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黄冈师范学院硕士生导师)同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画家,从事艺术七十多年,著有《艺术人生》等专著数十本,2021年3月回乡省亲,大冶市文联为他举办“冯萍艺术人生七十年座谈会”。

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最后定稿)

楔 子

年纪大了,常爱回忆往事,而且记得那么清晰,历历在目,永远也抹不掉啊!

那是1939年,我才7岁,为躲日本鬼子,母亲带着我们全家来到了大冶农村的水南湾,这是一个百十户人口的大村落,左边紧挨着一个只有30来户人家的名叫山下的小塆子。头两年,我们是住在南水湾,不知何故,第三年却搬到了相隔一里的三十来户人家的山下小村来了。由于两个塆子田地相邻,我仍然在水南湾私塾读书。那时我们居住在曹祥然家里,曹祥然的母亲为人善良,与我母亲性格相合,俩人处事默契,再说我上两代奶奶、伯母加上我本人的未婚妻(当年都是指腹为婚的)都是曹姓,而且辈派相当,所以叫他们表兄。曹祥然大我四岁,他哥大我六岁,他堂兄也大我三岁,我最小。祥然成绩最好,字也写得特漂亮。我最小却因成绩好并会画画,因而在大家心目中名列第二。而且我还能画孔子像、八仙图、临摹芥子园画谱。大家书箱里供的孔子像多出于我的手笔。其时我才七岁。记忆中祥然兄的文言文写得特别好,那时文言文有许多老套套。比如一开头多爱写“大夫为人者”之类,结尾多用“由此观之”等语汇,令人听而生厌,而祥然兄则从不落旧套,篇篇翻新。他小小年龄写起七律古诗来,对仗严谨,讲究平仄格律,诗意每有出奇出新之处,在当地很有才名。从那以后,我们八十多年都未见面。解放后,我得知他要考武汉大学文学系,我觉得以他的实力,定可蟾宫折桂,何况他还是烈士曹振亚的儿子,果不出所料,他被录取,当时改名曹建勋。毕业后他被党派到大庆油田去体验生活,描写石油英雄。他终成正果,写出了赫赫有名的中国石油三部曲,成为有影响的大作家。

最近我接受乡亲们的邀请回到故里,特地去水南湾旧地重游。到达村口时,只见一保安让把一人下车,跟随他慢慢驰向塆内指定地点停车,我从车窗向外望去,啊!哪是什么农村,大门就是一座豪华旅游区的大院门,高层楼房林立,还有卖早点的活动柜台车,完全是一幅大城市的气派,啊,真是“换了人间”。车子终于停下来了,我顿时意识到,他们这里肯定是出了大人物。下车找一些九十来岁的同龄人一问,竟然是曹祥然这位大作家和他那为建立新中国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老父亲!乡亲们把我引到了老年活动中心,要留下我所谓的墨宝,一进老年中心,大画案上摆满了文房四宝。我一兴奋就挥洒了“换了人间”四个大字,并书写了我在读私塾的原名:冯声道。过后,我托家弟冯云长同志把我重写盖有名章的“换了人间”送给老年活动中心。并将我的“艺术人生”专辑献给活动中心作纪念。我还委托冯云长找到祥然即曹建勋的住处,争取通话,互赠专辑以传老校友之情。

步出活动中心,我要大伙给我留影。大山形象依旧,大山还是我童年熟识的大山,我九岁在后山砍柴,食指砍了一刀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村子的建筑却如同换了人间,你说,叫人为何不兴奋,不激动啊!

当年在水南湾住一段日子之后,紧接着我们又跑到了阳新县的王家箭楼定居。这里塆子门前是一口大塘,塘边的一排房子均筑起高台阶才可进屋,我在这里又度过不满一年的时间,可日本鬼子的罪恶却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却没齿难忘!

那是一个梅雨季节的清晨,母亲准备了满满一篮子铜板和明钱,戴上纸糊的斗笠,鞋底钉有铁钉油鞋,那时没有胶鞋,是用大布做的厚底鞋,并在鞋底钉满铁钉防滑。布鞋上刷了好几层桐油防水,旧社会脚被包成三寸金莲的母亲走得颤颤巍巍的,还得挎上十分沉重的篮子走出村落,开始还好,蒙蒙雨,我俩走到中午时分,眼看就到大王店小镇了,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打铁声,虽然累但不敢休息,怕下大雨啊!终于进了小镇,只见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门,门上挂着维持会的大牌子,维持会是日本鬼子利用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的汉奸组织。只见院子挂着一杆大秤,将母亲满满一篮铜板挂了上去,然后再用厚草纸包了一小包食盐给我母亲,我俩再踉踉跄跄地离开了维持会。肚子饿得实在不行,母亲递来两块锅盔,就是一种菱形的烤饼,边走边吃地离开了小镇。快到村口前,突然狂风大作,母亲牵着我,我搀扶着母亲,艰难地走在满是泥泞的塘边,为了避开深泥扯掉油鞋,我俩只好冒着危险走在塘边的石板上,母亲穿着钉子油鞋的小脚,加上又要防备大风将纸斗笠被吹跑,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特别怕母亲不行。越怕鬼越有鬼,突然狂风大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的帽子被刮到塘里去了也罢,可她脚一打滑便滚到塘里去了。我哭喊着救命啊,可狂风大雨,谁也没出来。可怜的母亲虽然喝了好几口水,好在水不深,她总算挣扎着爬到岸边,可她把那比命还贵的食盐紧紧攒住不松。我俩终于奔上岸,她连忙脱下上衣,将篮子紧紧包好,最好连水都别漏了。因为那是救命的盐啊!一到家里,母亲不顾颤抖的身子,却忙着将篮子衣服和包盐的厚草纸放到大锅里煮。煮了一会,母亲再将衣服扭干,把包盐的草挤了又挤,挤成一颗干干的小草碗才罢手。最后再将锅底的食盐刮起来放进盐罐里。而最后的那钵盐水我们炒菜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一切,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机智藏盐过关卡的情景再现。

朋友们,我国这长海岸线,内地还有很多井盐,难道还缺食盐吗?而残暴非人的鬼子控制了食盐,要人们用制造子弹的黄铜和红铜、棉花去换盐。这些强盗行为,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奋发图强,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正 文

记得我五岁那年,正在未来的岳父家吃午饭,冷不丁大门外传来“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的呼嚎声。大家赶快放下碗筷跑反,我大嫂也在那里,她比我大十岁,大我大哥五岁。是童养媳,也叫望郎媳。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女孩很小就给婆家做望郎媳,男家父母认为这样就可以早生贵(男孩)子,所以男方总是比女的要小上几岁,做儿女的都得服从这样的安排,违抗则认为不孝不义。我的妻子虽与我同年,也是老亲接新亲的。是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所幸的是年龄相当,婚后的诸多困惑,那是后话。

话说大家急忙放下碗筷,大人出后门去躲藏,大嫂已经有十五岁了,岳母熟练地把锅灰烟抹在她的脸上,把头发弄得像鸡窝,以免被鬼子发现,然后把我和大嫂送到堂屋的阁楼内,我俩躲进了高高在上的阁楼,敌人是不易发现的。我们从楼板的间隙里,对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两个鬼子用枪指着岳父他们,强行要他们拆下大门板,抬到三里路远的公路上去,填补坑坑洼洼的公路,好让鬼子的汽车通行。结果许多家的大门被毁,只好敞着大门度日。事后,听说到后山去的大人,有的还带有吃奶的婴儿。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孩子不适,哇哇大哭,大家纷纷埋怨孩子的哭声会暴露躲藏的地方,母亲只好用将奶紧紧地按在孩子的脸上,哭声是中断了,可是后来发现,孩子是被娘活活给憋死的啊!日本强盗横行之时,我们中华大地饱受蹂躏,连老百姓连吃饭都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是你们现在的三代人所不知晓的啊。

1938年,我六岁时,跟随祖父、三伯、大嫂和母亲乘船跑反,来到了洞庭湖,那是四月多雨的季节,船快到岳阳湖滨时,突遇倾盆大雨,并刮起了龙卷风,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由下而上的窝形龙卷风,把湖里的水刮卷到天空,成了上大下小的漏斗形的形象,活像龙的尾巴。吃长斋的母亲,非常迷信,大声地叫大家看看龙尾,接着连连打恭作揖祷告龙神保佑我们祖孙后代平安。水从桅杆直往下淌,母亲和嫂子不断用面盆往船外勺水,不然船会沉啊。这时船渐渐被风浪推送到了湖边。三伯是地道的老实农民,可身体非常好,他跳下水去,将船的锚链使劲往岸上拽拉,老艄公用撑篙拼命撑,总算将船靠在了岸边。我们到了岳阳街头时,已是下半夜了,打湿了的衣裳再加上冷风一吹,冷彻心肺,我不由得哆嗦着浑身颤抖,上下牙嗑着直响,母亲以为我中邪了,吓得抱着我的头大哭。我们一行按照当地安排,领到了蓝色的难民证,佩戴在胸前,我也成了一名年不满六岁的小难民。天亮了,妇救会的妇女们推着车送来了早餐,每个难民凭难民证,一人一瓢粥,小孩子半瓢。约摸过了一个小时,有人便腹痛、腹泻起来,顿时一片悲嚎之声不绝于耳,加上街上被炸的惨状,着实让人难以忍受,真是如古人所说的“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岳阳当地多为木板房,极易着火,有些歪歪斜斜的房屋尚在燃烧之中,到处浓烟滚滚。墙壁上有被炸死同胞的血肉糊贴在上面,地下那些烧焦了的一具一具黑糊糊的尸首令人惨不忍睹,微微的晨风吹来一阵阵尸体的恶臭,好似人间地狱啊!

我儿时连续上了六年私塾,主要以习字、诗文、背诵四书五经为主。新学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年,小学一年半,初中不满两年,高中只读到一年级上学期就解放了。那时,我父亲刚从一个地道的农民招聘为松鹤龄大药店的店员,收入有限,没钱让我上学,父亲兄弟四个,他最小,大伯、二伯和父亲都只读了一年私塾就长期务农,而三伯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他同祖父勤劳种了一辈子田。为了糊口,四兄弟常常挑柴到县城去卖,父亲当然比三位哥哥挑得少一些,但交给祖父的钱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会认草药,在卖柴时就将扯好的草药带到大冶县的松鹤龄药店去卖。久而久之,店主喜欢上了既能认识很多中草药又能吃苦的父亲,便将他聘为店员。大伯爱看中医类书籍,并尝试着给乡亲们看病,由于他善于将书本知识灵活运用,行医倒还得心应手,深得患者好评和信任,收入也比种田高多了。在躲避日本鬼子跑反期间,他在大冶、阳新等地跑反兼行医。二伯在城内七里界杉树交易所,通过卖柴的朋友帮忙,从此开始做贩卖杉树的生意,从大冶一直做到浙江的南通,并在南通定居,后在南通逝世。只有三伯一人帮着七十多岁的祖父,耕种四兄弟共有的一担多(约合5亩多)田地。

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涯并不平静,总在辗转变迁之中。我在老家读了六年私塾后,通过堂兄帮忙,到咸宁横沟桥插班读小学,接着又转到阳新县读初中。读了一年多后,在1949年临近解放时,通过在武汉大公中学当教导主任的老乡帮忙,进入武汉大公中学读高中,高中仅仅读一个学期,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了。作为我来说,既然家里穷读不起书,可总得过日子啊,而过日子就必须要有一技之长。我从小就爱画画,每天抽空跑到三民路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一家炭精画像社去学画像,可他们要收10块大洋的学费,这对于贫穷的家来说是一笔巨款,父母哪里拿得出?交不起学费,我还是每天跑到傅肇龙碳精画像店去看,暗暗学着师傅们的技法,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买来毛笔、橡皮、九宫格等工具,很快我就能画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画像了,大人看了都啧啧称奇,说象极了。

一天在武汉三民路,我无意间发现了大冶师范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并以优异的成绩录取,还插班二年级,就这样,17岁的我不花家里一分钱,靠公费读完师范。

说真的,新学从小学到高中需要12年,而我只是读了一年半小学,一年半初中,半年高中,总共读了4年不到,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这得益于在武大读书的堂兄冯达民,他看我求学心切,便利用暑假为我们补数理课,我的代数和几何花了50多天学完,物理化学用的时间少些,但经他指点基本能掌握。有了全面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国文底子硬,所以无论是在大冶师范,还是后来的教育学院,我的成绩一直处于前列。在大冶师范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我基本没怎么上课,几乎成了一名得力的美术教师。那时刚刚解放,抓形势宣传、抓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线。大冶师范有个类似文工团的演出班子,与当时驻扎在大冶的51军文工团比美,他们演《白毛女》,我们也演《白毛女》,他们演《三世仇》,我们也演《三世仇》……舞台布景由我带领学生课外制作,化妆也由我们完成。而51军有美工队,他们有专门的美术人才,重大宣传就在儒学大广场出大画报,比如秋征、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广场画报也由我组织绘画基础好一点的学生一起干。解放时的大冶师范除了副校长叶波萍夫妻是南下干部是党员身份外,再就是校团委书记许勉是武大毕业,也只是团员。当然,我也是一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一解放,公教人员均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发放100斤大米折算现金工资。1951年我校教师39人均参加大冶铁山的土改工作队,由管理本单位的副区长带队。本单位指定人负责。于是,我和许勉分别担任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正队长都是由工农干部负责。他们当时还配备手枪,显得很是威风。那年冬天,雪特别大,足足有一尺多深。我们四名副队长兼组长工作很忙,会议特多。工作队出发前第一次传达划成分政策会就是在县委会召开的。大会传达了按山区、丘陵、平原划定成分不同标准,不单因土地面积划定成分,不搞一刀切。到铁山后,我扎根在一个单身汉的贫农家里,他家无多余房间,我只好在厨房搭一简陋的床铺休息。晚上大风呼呼地响。那梁上的扬尘不断地飘落在我的脸上。有时撒进眼中。便辣得热泪滚滚。无奈之下,我只得用被子蒙着头睡啊。北风呼啸着发出瘆人的怪叫,使我联想到他老婆就是在这厨房上吊死的,我虽是无神论者,但此刻的我,在漆黑的夜中,怎能不惧怕哦?!早上我俩吃了碗煮的干苕,便和他扛着薅锄去薅麦草。这是扎根串联,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纪律。土改工作队每晚不是开教师工作队员会,便是土改队长会,学习政策,约束所有队员生活的规范问题。比如,前不久我组队员物理老师周某某就违反了纪律,大雪天一回到屋就将根子户灶里烧的仅有的一壶开水泡了脚,弄得大家连开水都喝不上,大家意见很大。根子户虽然也有意见,但不好说。我只好在生活会上开展批评,我说,周老师,你也是快50岁的人了,算我的父辈,根子户家只能在灶里烧点开水,灶头的热水坛里烧点热水,你一到屋,就把仅有的开水泡了脚,这合适吗?必须作自我检查,向同志们做个交代。生活会就是要解决类似这样的生活或工作上的问题。19岁的我刚踏上工作岗位,却要我去管理那些年龄大许多的老师们,的确很难哦。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土改分配果实阶段,才回学校上课。

1949年,我在大冶师范留校当老师,当时我才刚进入19岁,授业倒是可以,解惑则有很多的不适应。比如那时师生礼节特别严,在校外学生遇到老师也必须立正、敬礼。初解放时,国家大力普及文化教育,亟需大批教师。所以只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不择年龄大小,都欢迎你上师范。因而师范生年龄偏大,甚至有的达到了41岁,而像我这样年纪的教师则很少。在街上每遇学生三五成群地过来了,我连忙装着进商店买东西,看到他们走过去后,我再出来。本来敬个礼还个礼也没什么,但年龄差距太大,叫人受不了,年纪大的学生心里肯定不舒畅,这样尊重一下对方,我觉得比较妥当。

在学校众多教师中,我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是大冶师范的活跃分子。既是校篮球代表队队员,又会打排球;既具有美术专长,又能动手制作布景;还在文艺演出中又当演员,又是化妆师,还是舞台灯光设计负责人,还负责校外大画报;我人个子高大,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很是引人注目。解放后,当时的青年人再也不受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束缚,敢于追求未来的幸福生活,所以,当时有些女同学曾向我表示过爱慕之情,以书信形式居多。但1950年我已与指腹为婚的未婚妻结了婚。这种婚姻会造成今后诸多困惑,我不是没想过,但难过父母这一关,因为两方大人是亲表兄弟,她是我奶奶娘家的亲孙女,而且自幼他父母就很疼爱我,促使我没抛弃这段婚姻的根本原因。是她拥有农村妇女的贤良勤劳的美德,至于指腹为婚,那是旧社会的毒瘤,是封建社会对农村妇女的迫害。

解放后,国家已经制定了新的婚姻法,对于我与妻子在旧社会形成的童子婚,如果我不认可也是合法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于心不忍。她本是旧社会的一名受害者,我再向她那伤口上撒盐,我实在做不出来啊,所以我断然拒绝那些追求幸福的女同学,承受未来诸多的困惑,婚后,我读大学以及后来工作的需要,省内外活动的时间增多,与她的沟通,只有信函,可她接到信后,还得找人读给她听,你说多尴尬!于是我决心教她识字,先写一些简单的字教她认,然后把这些字制成字块,方便让她在家巩固练习。1953年我的大儿子出世了,在她家乡有一位我初中的同学在那里当校长,他叫曹朴,我托他安排为我妻子插班五年级学习,试想,如果低年级的小朋友中坐着一个大成人多不好啊!就这样,就由她胞妹帮忙照料儿子,她勉强上了一年学,数学虽然差一些,但识字上还是有长进的。往后,只要信写得通俗简单,她基本上能看懂,以后看电影时,再也不用我当讲解员了,至于艺术上的沟通隔阂,那是无法弥补的了。

说实在的,历史已经证明,我在婚姻上的选择是正确而明智的。我在艺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与我的妻子曹梅芳的奉献分不开,她前后生了五胎,四个儿女抚养成人,全靠她独立支撑,不像现在,一个小孩的周围有三四个老人帮着照料。其中的艰难困苦,难以言表。是她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不然,我哪有精力忙事业啊。她贤惠温柔,善解人意,凡事先替别人着想,即使得理也让人三分。所以不论到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样难对付的邻居,她都能息事宁人,许多邻居出远门钥匙都交给她代管,我曾遇到过几户恶邻居,由于她心胸宽广,善以待人,不计得失,不知平息了多少事端,我们街道的一些老邻居,没有哪一个不念叨她的美德,她现在离世走了三年零四个月了,我经常在想念中,漫漫长夜,常常想起她的好处,就把思念化作文字,亲手写了《难忘妻子的美丽人生》一文给子孙们。

一桩桩、一件件,她留给人们感动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由于我为人稳重可靠,当时大冶师范仅有的一台交流电收音机,叶校长也交给我保管,怕别人听敌台。至于学校用于大型演出的贵重乐器,如大小提琴,大小号、三眼号、双簧管、黑管等,也都由我保管。因为当时没有党员,只有我家庭成分好,是红旗下成长的青年,没在旧社会干过坏事,政治上清白无瑕,党的事业要成功,要发展,宏图必须在清白的纸上绘制。叶波平校长夫妇两位南下老党员,对我关注和培养,做了引导工作,希望我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说实在的,我酷爱美术,心思没放在从政提干上,但我愿意用艺术专长为党的事业服务,如果让我放弃上中央美院,去步入政坛,我不太愿意。所以,叶校长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好好干,工作两年期满后,就让我考中央美院。读师范我们是吃公费,必须任教服务两年才能离开,这个规定我是知道的。

当年寒假,全区初高中教师在黄冈集中学习,当时大冶师范隶属黄冈,自然要参加会议。大会的黑板报书画、大会所需的大标语、各阶段会场所需的大横幅等等,一概都是我的手笔。虽然黄冈师范有两位武昌艺专毕业生,夏学文和赵宗甲老师,但他们都干不了这些事。所以学习班一结束,地区文教局长黎生找我谈话。动员我留下来到黄冈师院任教。我心想,背靠大树好乘凉,黄冈师范相比于大冶师范,名头更响,我满口答应了。叶波平毕竟没有人家地区文教局长黎生官大,黎局长当年也是南下干部,资格比叶波平还老,我就这样毫不费劲地离开了大冶师范,在黄冈师范干了一个多学期后。我向黎局长申请考湖北教育学院,他很开明,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很快我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教院。当年我在大冶师范时,就在湖北日报等省级报刊发表了作品,那时地区级还没有党报,一到省教育学院美术科,科主任孙葆昌知道我这个已在省报发表过美术作品的年轻学生,欣喜不已,对我重点培养,我们师生间相处是那样默契投机。他看中我的因为我不光学习好,还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他经常在画室里、在讲台上,要求同学们要向我学习。

因为我篮球、排球、乒乓球都打得好,而且还会游泳,我除了担任学习委员外,还被同学们推荐担任体育锻炼组组长。那年正值苏联体操代表团来武汉演出,学院推荐我作为大学生代表,出席参观他们的体操表演,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每到星期六,科主任孙葆昌老师就带我出去写生,他主要画水彩和油画,他是我国名画家吴冠中的同班同学,也是湖北有名的画家,一解放就来到了武汉。我们每次外出写生坐三轮车、进餐,他都不让我付款。其实我是在职考取的大学生,属于调干学习,每月黄冈师范都给我寄工资来。

记得省中苏友好协会要出版“中苏友好万岁”的宣传画,创作任务交到学院美术科,孙主任又指定要我画,我受宠若惊,客气地推辞说,我们还有创作老师和助教老师,岂能让我这个学生来做?孙主任说,我说你行你就行,就这么定了。接到任务后,我不负重托,冥思苦想,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湖北出版社将此画出版后,由中苏友好协会分发到全省各县市。

那是武汉发洪水那年,武汉的部队和大学生全部参加抗洪斗争。洪水太猛,解放军和大学生都在水中手挽手筑成牢固的人工堤,大家起来后,浑身沾满了泥浆,一个一个人简直成了泥猴,真够呛啊!学校安排我留下来画两幅大型抗洪题材的宣传画,一幅是抗洪前的《祝抗洪战士们旗开得胜》,另一幅是抗洪斗争结束后的《热烈欢迎抗洪英雄凯旋归来》,两幅大型宣传画的制作,得到了抗洪英雄们和学校师生们的认可,他们说画得形象高大,场面壮观,很富有英雄气概,鼓舞士气,激励人心。

当孙主任没有约我外出写生的时候,我就利用这难得的时间去到我们共太爷的达民哥家里。他的娘就是我的十一娘,因他父亲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十一,我父亲是第十五,他叫我父亲为“细爷”,因为父亲是老么。我们虽说是共太爷的兄弟,但是比亲兄弟还亲近。前面我提到他在武大读书时,经常利用暑假帮我补数理化的课程,他不仅学习好,还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人长得英俊潇洒,堪称美男子。解放前他就在武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刚解放,他就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工作,担任林彪的秘书,之后调入长江水利法院担任院长。我在此期间总是利用星期六去他那里洗澡。中南行政委员会当年是在武汉四维路德国租界的一栋洋楼里,椆木地板,光可鉴人,踩在上面“咔咔”作响,十分惬意。有时他还要我留下脏衣服让他带回去让他夫人洗。他调到长江水利法院后,我们离的更近了,他的工作单位几乎与教院斜对门,都在张之洞路紫阳湖畔,教院更贴近紫阳湖。所以每逢星期天我总是去十一娘家里,利用他家宽敞的办公条件,为报社或者为杂志投稿作画。达民哥年长我11岁,但他从心底喜欢我,经常夸我聪明勤奋,好学上进,又画得一手好画。他回家面见长辈时常谈及到我,夸我思维敏捷、接受新鲜事物快,是棵好苗子,他常常教导他的两个儿子向我学习,当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小学,与我也很合得来。

由于我的美术作品功底扎实,反映了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报社的美编都把我作为重点作者,很注意与我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经常向我约稿。限于当年的条件,这些美编大都是革大毕业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基本没有问题,可惜的是没有受过专门业务训练,社会上美术人才极为匮乏。唯有长江日报的美编汤文选是湖北武昌艺专毕业的,我们结识后,志趣相投,相处融洽,无话不谈。作为湖北惟一的一所艺术类学校——武昌艺专,她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小学艺术教师的。学制两年,学习音乐、美术两门。美术课开设美术和手工劳动两类,再就是制图科,学习美术和制图。毕业后即到中小学任教。那时会画时装人物和线描的很少,汤文选在校时喜欢画一些扇面仕女,就认为他能画人物画,这样才分配到长江日报当美编。有次他与我交心说:说实在的,长袍大袖和现代人物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可隐藏人物结构,而后者时装则往往裸露在外,而且时装的线条也不同。所以在画插图时,他很难得心应手,显得十分吃力。看他这样说,我也掏出心里话,我说,照我的自学体会是,多临摹我国书画大家的优秀连环画作品,可以熟悉时装线条的特点。我建议他把上海出版的一些经典连环画作品临一段时间,再把杨金文的人体解剖买一本,好好临习体会,再在生活中养成画速写的习惯。应该很快解决问题。我说教院的资料多一点,像杨金文的人体解剖书市面上很少,我设法从教院借出来让你学习一段时间。不得不肯定汤文选是勤奋而又好学的,他很快就画得很好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妇女学文化的连环画故事,大约四十来幅吧。恰好,这时华师要开美术专业,教院美术科的老师也大都是武昌艺专的老师,他们一并转到华师,就在这时,汤文选离开了报社进入了大学。他住在华师老楼房二楼。那年雪下得很大,足足下了一尺多深,他说,站在楼上看到女同学们相互搀扶着去食堂吃饭的场景,觉得很入画,于是就创作了“婆媳上冬学”的国画,一举夺得全国大奖,成为他的成名作,苏联还订购了一张。由于他人聪明,艺术上专注勤奋,再加上注重坚持写生,他还运用传统的目识心记所见所感,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技艺日见纯臻,他还进一步重视吸收中国传统国画的营养,我亲眼见到他临摹八大、金农、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他被下放喂猪,他就在劳动之余画墨猪。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恢复了手上的功夫。记得好像是七几年我们在大东门公汽站等车,他跟我说:“老冯啊,我想开始攻花鸟。你看,张老师(张肇铭)去世了,张振铎老师得了糖尿病,王霞宙老师也走了,我想攻花鸟,你认为如何?”其实当时他的人物画已经在全国闻名、声震一方,同时还在山水画上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画得还不错。但湖北是花鸟画的大省,更需要出色的接班人。我说:“你的脑子特别好使,反映敏捷,一定会有成就的。”从此以后,他就关起门来临历届大师花鸟作品,比册页稍大的练习稿,他一叠叠地翻给我看。我十分钦佩他的事业心和勤奋精神。

一次,我带学生范德怡去武汉办事时,汤文选留我在他家吃饭,他和大儿子汤立一直住在一块,当时他正在一本挂历上画老虎,12张一套,画的有母子虎、苍松老虎、小虎渡河等等,他说准备当年印刷出版,让我提提意见。他知道,我俩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有一说一,不讲俗套。我说,你画得还是很认真的,也想了很多办法,画出了多种形式老虎的形象,社会上一般的人是认可和接受的,但是,从你现在是湖北省著名国画家的身份来说,肯定要改进。你现在把虎纹画得很紧,原因是你对老虎的结构不十分熟悉,所以画起来还不能随心所欲,虎纹应该是很潇洒、很随意的,而现在画面的效果虎纹好像绳子缠绕其身,我建议他到武汉动物园去观摩老虎并写生,同时参考一下美术丛刊上介绍我国一位有名的画家的画虎作品,相信对画虎有所启迪。后来他找到这位画家的作品,认真揣摸后,很快就放开画了,并以墨虎享誉全国。老汤一生勤奋刻苦,没有架子,只要你说得对,对他有益,他都听得进意见,而且会改进。

没事时,他连子女问题和夫人逝世后准备再找一个对象也跟我商量。女方是他在武昌艺专的同学,现居住在北京,当年他学美术,女方学音乐,现在俩人的结合,双方知根知底,事业上相互了解,是好事。婚后他就带儿子汤立(现中央美院教授)赴北京定居,我们除了书信往来,可惜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邵声朗,他只比我大一岁多一点,我们也是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称兄道弟。他为人直率实在,提意见从不顾虑重重,往往直来直去,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但我们之间就不存在戒心,有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家与汤文选家一样,也是我武汉的饭庄和驿馆。革大毕业后,他分到湖北日报后,有意识加强了专业的钻研,临解剖、练写生,他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字写得很漂亮,极富个性。在报社当责编期间,也是常向我约稿的老朋友。当时还有陈天然也在报社,也经常向我约稿。

1955年,国家为了培养更多的专业拔尖人才,第一次放手动员全国够学历的人报考大学。中央决定,现在的公职人员,只要学历够,均可报考。于是,邵声朗和我、还有长江日报的李葆初、湖北文艺的姚治华一行四人都报考中央美院。随后我们分到了准考证,我的准考证号是131号,邵声朗是132号,李葆初是133号,姚治华是134号。这次高考省里很重视,赴京前一个星期到省会武汉集中赴考,所在单位给考生发放100元补助,一封介绍信,并要单位给两个月假期脱产学习备考。当时我在宋埠二中任教,那次中央美院给考生邮寄招生简章,规定交素描、色彩作业各一张,填好个人业务情况表,表格内容有:你曾发表过哪些作品?需将作品原件附上,你参加过省里哪些美术活动,哪些档次的画展?是教师的,你参加省里教材编写等活动否?还有登记表一张,单位审核盖公章,邮寄给中央美院,美院再决定是否发放准考证,所以说当时我们拿到准考证的4人,都是经过了中央美院初审这一关的。就在我们集中到省会的第三天,人民日报突然发表文章,内容是鉴于当前大学招生生员已足,凡是报考普通大学的中小学教师,一律改报师范院校,社论特别强调,鉴于当前中小学体育、英语、美术教师奇缺,凡属此三类报考了的考生,单位领导要做好他们的工作,缓报为好。我们昨天还相互议论,4 人中以我的条件最好,肯定能录取,大家都看好我,我在省教院里学了两年专业,又发表了大量作品,又编写我省中小学美术教材,又读过六年私塾,恰恰不考外语,要考古典文学。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我成了最不能参加考试的一个。紧接着,省报照此精神,也发表了社论,眼看参加考试无望,我不甘心,决心去省教育厅一趟,看能否有所改观,暑假正值雷雨季节,当我到武昌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也就是当时的省教育厅,通信员请来了午睡中的陈副厅长,他约莫40来岁,桌上还架有一支毛笔,说明是一位爱学习的领导,我把我要求报考中央美院的理由一一向领导作了陈述。陈副厅长认真听完,开口劝我说,冯老师,你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大老粗,你说上半天,就是说明你热爱专业,完全有条件进中央美院深造,但是,你是站在你个人角度讲的,你的目的,是想我写个条子,盖上教育厅的豆腐印,好让你进考场,这时电闪雷鸣,相当惊人,他说,好,我就给你写个条子,看我这个豆腐印能不能领导国家的大豆腐印,看你凭这条子是否能进考场。忽地,他伸手去拿毛笔,然而他又叹口气停下来说,其实你有准考证,有单位介绍信和100元钱,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赴北京,逛逛长城,游游故宫,路费回来照报。我明白他所说的意思,还是不同意我参加考试,我在绝望中只觉得头晕目眩,离开了红楼,这里天上电闪雷鸣,地下大雨倾盆,我的脸上,雨水和泪水交织流下,我再也无心留在武汉,直接去了车站,一直奔回麻城,也顾不上和邵声朗告别。而邵声朗在汉口在大智路火车站代我买了火车票,火车票一周内可以有效退票,当时我的心情心如刀绞,与他不辞而别,想必他是不会得怪的。一晃五年过去了,邵声朗和姚治华毕业了,李保初已经三十岁,估计因旧社会做过马仔,属于存在历史问题未录取。其实,他的素描功底还是很可以,他一个人考油画系,我们三人考国画系,结果只有邵、姚二人被美院录取,并且毕业后院方决定他们留院任教,可邵声朗因爱人也是省报社美编,母亲和孩子都在汉口,所以他不愿留校,回到武汉,到湖北美院了。而姚治华留院后,还当上了中央美院国画系系主任,其实,他是当时我们四人中竞争力最差的一个,可见真是命运捉弄人啊。

我在省教院毕业时,省里大学还没有发展,只到1958年才上马办了三所师专,但仍然只设了体育专业,没有设音乐、美术专业。而湖北省、武汉市两家报纸的美编都是革大毕业的书画爱好者,省里的位置让他们捷足先登,所以我只得再分配回黄冈师范。回校上课不到两个月,上面发来了补充通知,鉴于当前的工作需要,希望一部分有觉悟的大学生去支援老苏区,去为革命老区培养接班人。得到通知后,我毅然决然地主动报名,来到了革命老区麻城,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读中师、高师都是国家投资培养的,现在毕业了,就应当为国家尽责,发挥好我在高师所学的美术专长,到革命老区任教是我的本分。

来到麻城时,我才22岁。一来就当上了政协委员,县委认为我年龄不大,但在艺术界影响大,我能带动美术界贯彻县委的意图,配合县委的中心工作。每年年终,县委专门请老红军、我和县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农牧师等人吃年饭,以体现县委的关心和重视。一开年,市县的工作计划出来了,又将我们这些人请到招待所三楼大厅征求一年的工作意见,当然大家给予肯定的多,同时也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省里为了在全国美展多上美术作品,经常集中全省美术精英赴省创作,我是阵阵不离穆桂英。1958年编审中学美术课本教学参考资料,1978年编审我省中师美术教材,我都出席担任编委。每次集中编撰需要三四个月,县里一直支持我离开岗位到省里担任编委。省美协一直想调我回省,并通过省委宣传部下商调函给麻城,但麻城就是不放。当年,档案在谁手里谁就主动,麻城不放我,是因为不想让高级人才外流。所以,每次省美协集中创作一起画画时,省文联主席、省美协主席周韶华、省美术学院教授邵声朗等人,总埋怨上调时我不主动、不配合,我说你们搬动省委都不奏效,我一个受国家投资培养出来的美术教师,有什么资格要走呢?老周,你还是南下红小鬼,大我三岁,这个道理还用我多说吗?再说,我在下面干,也没耽误省里的事,每逢需要,招之即来,来之能战。1964年建国15周年全国美展,我抽到省美协创作四个月,创作了《洪湖舟上话当年》、《戴花要戴大红花》两张工笔年画,也都进京参展了。省出版社当年还将这两幅年画印刷出版,全国发行。后来省美协每次集中创作,每次我都有作品问世。省美术界领导认为我在下面条件差吃了亏,我却认为,我不仅没吃亏,还占了便宜。我如果调回省里,和你们一样,身居高楼深院,深入生活时间少,能画出你们和群众喜欢的生动艺术形象吗?正因为我泡在生活里,又爱画速写,常常有感而发,才能画出人民大众喜爱新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所以你们像邵声朗、鲁慕迅、汤文选当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责任编辑时,都主动约我供稿。如果我离开了这片红色的沃土,长期脱离生活,你们还会约我供稿吗?当年,我得的都是甲级稿费。省级报纸甲级是8到10元一张。有时还发连环画,一张是4元。一个月下来,稿费至少也有百十来元。当时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你们当时是副教授,我也是这个级别,那时在大专或中专任教的工资是一样的。只剩下地区差的区别。那又能有几何?所以我开玩笑说,单就稿费来说,你们说我是不是占了便宜?

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1991年,麻城籍将军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杨炬决心为王树声塑像。她先找中央美院雕塑系教授。因当时雕塑已走向市场经济。塑像要价十万元。还说只做石膏像。杨炬后来自己再去找有关单位和雕塑艺术界人士,被告知要先创作雕像,然后工人再用仪器打成墓碑上的塑像,牵涉到买石材、制作石像等诸多环节,需要的资金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杨炬此前已筹款二十一万元,交给了麻城市民政局。民政局安排烈士陵园完成王树声将军的陵墓等配套工程,等到考虑到雕像时,钱已基本用完,而杨炬年事渐高,再筹款已无能为力了。于是大将夫人找到麻城市城建局一位退休的设计师郑展同志,他是大将陵墓的基座设计师,郑展向杨炬推荐了我,介绍说我是知名艺术家,参加过全国美展,参加过全国雕塑创作,杨炬半信半疑,就到省委宣传部,直接找到许道琦部长,许部长介绍说,1965年,我省在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全国大寨式典型单位展览》时,当时的美术组长是冯萍教授,他精心创作了《毛主席和大寨人》的巨型群雕。省委指定由他起稿,一次顺利通过,后由湖北美院雕塑系主任王福臻教授捏稿。他说,此次大型展览,雕塑组组长是美院雕塑系主任王福臻同志,绘画组组长是省美协推荐的麻城师范特级教师冯萍,雕塑组的成员是美院的五名助教,绘画组的组员是省美院绘画组的老师,有杨惠民、董义芳、陈汉瑜等五人,设计塑像创作稿时,美协派何去非在展馆把业务关,宣传部由黄力丁主任科员督阵。画像设计雕塑稿等重大事情,我才来参与。他们六个人反复研究,大家一直要冯萍创作好设计稿,再由王福臻主任捏塑成稿,尽管冯老师一再推脱由秦教授起稿,可是连秦教授本人都再三要求冯老师起稿,所以毛主席设计稿是冯老师原创。他们都认为冯老师经常参加省里集中创作参展和全国画展,加上他在麻城为各个学校达标做了不少校园雕塑,所以由他起稿,理所当然。

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回京后,杨炬写信请我接此任务,我回信说了三条:一是我对你们这代人充满崇敬之心,你们抛头颅洒热血,建成了新中国;二是烈士陵园与麻城师范相邻,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应该为麻城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作贡献;三是我马上退休了,在麻城干了一辈子,留下塑像手迹也很有意义。此后,杨炬三次写信给我,请我担任雕塑设计工作,我次次及时回复,可是工程始终到不了我的手,杨炬当然明白,此事已步入市场经济,塑像工程谁都想接,许多根本不会这个专业的人,都想接了再转包赚钱。所以,她很焦虑。王树声大将生前的两位秘书亲自到麻城找我,雕塑工程这才交到了我的手上。他们带来王树声大将的照片,多为正面,没有侧面,做浮雕需要有侧面像,我一直没见过王树声大将,造型设计存在困难,我只得请求两位秘书留两天,等我当面塑好泥稿,再将照片带给杨炬审阅。两位秘书说杨炬年龄大了看不了,他俩多年跟随王树声大将,像与不像一看就知,完全可以代表杨炬拍板。他们叫我尽快起稿,接着找石材工人开工,我带二位秘书去三河镇精心挑选,采到了质量好的花岗岩,直到看了初稿开工后,两位秘书才放心返程,就这样,不仅创作费10万元我没要,原打算买石材的钱也免了。石像雕塑只花了雕塑工人的工钱2万元。杨炬同志一直感激不已,我每次去北京出差,她都特地请我去他家吃饭,以表感谢,还安排小车陪我办事,后来她亲笔给市委书记杨遥和市长蔡绪安写信,要市委重视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说应该给我加工资,说我的贡献与工资太不对称。她来电话时, 我劝阻过,我说工资是有制度的,不要让市领导为难,但她还是给两位市领导写信了,弄得我十分尴尬。当年春节,市委组织部长带队,带领市直相关部门、教育局、麻城师范负责人和电视台记者专程来我家表示慰问。

冯萍先生口述历史

王树声大将的雕像如今高高地矗立在陵园苍松翠柏之中,供革命后代瞻仰纪念,回顾王树声大将的雕像过程,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杨炬思绪起伏,感慨万千,为此,她给麻城市委领导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特全文照录于此,以作此文的结尾。

附 录

给杨遥、蔡绪安的一封信

杨 炬

麻城市委书记杨瑶、蔡绪安市长:

你们好!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看我,并希望你们在大别山试验区的建设中再建功勋!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老了,尽爱思念故土,念念不忘那些感人的美好回忆。为在陵园树立大将丰碑雕塑,我避开了中央美院昂贵的聘请代价。1990年,经多方考察,得知麻城老家竟有一位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全国大寨式典型单位展览》的美术组长冯萍教授,竟然创作过《毛主席和大寨人》的巨型群雕。据说,当时省委宣传部长许道琦指定他起稿,通过后再由湖北美院雕塑系主任王福臻教授捏稿。我写信给冯萍同志,他满腔热情地答应了,可由于市场经济商业行为的干扰,迟迟到不了他的手。后派焦、杨二秘书亲自赴麻城才办成此事。二十余年的交往,让我全面了解到冯老师是一位不声不响、不计名利的老艺术家。读过他出版的十本画集,才了解他半个世纪以来,用大量画作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发表反映麻城各个时期的建设成就,作品多达三百余件。1958年在麻城召开的《全国钢铁小土群、小洋群现场会》的展览,也是他一手出色完成的,并用他的速写画形式向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国家级刊物作及时的报导。由于他高度的政治热情,退休20年来,他自费出版了七本画集,从《巍巍大别山——壮哉麻城》到《花海掇英——美丽的麻城》无不洋溢着讴歌革命先烈、赞颂美丽的麻城的情怀,我深深感到,他早已把麻城当做可爱的第二故乡了。

据我所知,他从省教院美术系毕业后,本分配在黄冈师范(现黄冈师院),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作为一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主动报名来到了麻城,一干就是一辈子,省里三次调他,县里不放,可他仍十分安心,并且工作得很出色,58年省里编写中学美术教材有他,七十年代编写中师美术教材也有他。他不仅是特级教师,而且曾任我省特级教师评委,是我省该学科唯一的一名美术评委,并担任综合组评委组长。他还是一名多产的画家,是中国美协会员,湖北省美协第一代老会员。他的六十岁画展和八十岁画展都是省美协举办、县市承办的。可他现在的工资才2100元,特级教师国家津贴300元,合计2400元。我说他职称高、贡献大,工资与此不相称。他说他退得早,再说单位领导都是他的学生,不会亏待他。他心安理得似的。不过我作为革命同志,深感他的收入与他的贡献和职称极不相称,才向你们两位父母官谈谈我的看法。

对这样的高尚品质、高水平的老艺术家,应当尊重,他是我党难得的宝贵财富,应当尊重和爱护。如重大节日(春节、教师节等)重大活动不能忘记他。邀请老干、老同志的征求意见会议、慰问活动等也应当有他。我党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我党成功的法宝,特别在建设精神文明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岂能忘记他们!

至于工资人家不计较,他从未受过影响,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亏欠人家的,希望你们父母官参照当前相关政策和规章,酌情处之,妥否?仅供参考!

专此

预祝你俩

百事顺遂,合家欢乐!

杨炬

2012年春节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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